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读者通信(3)_市场观察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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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读者通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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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簧信事件”中，王敬轩寄给《新青年》杂志社的“信”从“通信”一栏中被抽出，单独放在了“通信”之前一篇，这种排版方式显示了《新青年》编辑对于这封信的重视和期望，是颇有深意的。从内容上看，自《新青年》第四卷改版成为同人刊物起，虽然对读者来信的回答确是有着一些“悍”化的倾向，[14]41但是，像刘半农这样“逐句答毕”之后还以 “生为考语，死作墓铭”之语詈骂读者的行为却是从来未曾有过的[15]；细读这两封“双簧信”，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颇为值得玩味的：王敬轩在信中大力吹捧林纾的小说，[16]这就将以“林译小说”风行一时的林纾推向了论争的前台。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回信时在驳斥王敬轩来信之外，还讥讽未曾直接参与此事的林纾为“不辨菽麦”[15]，这与《新青年》一贯的编辑风格是有所背离的。直接参与了双簧信策划的周作人在之后的回忆中说道：“打击敌人是目的，凡能达此目的的都可作手段，在平时有人不大赞成，但在战争或革命中我想是可以有的。半农的回答欠庄重，多少减了些力量，但暴露对方的可笑情状，也有宣传的效力”。[17]463-464在周作人的回忆中，这种“欠庄重”的回答乃是当初《新青年》同人们的题中之义。

在“双簧信”刊出之后，《新青年》不仅受到了一批所谓“崇拜王敬轩先生者”[18]的来信指责，还成功地引起了在信中被攻击的林琴南的注意。1918年前后的林纾，除了之前数十年间在京城积累下的人脉关系以及因翻译西方小说而得到的文名之外，还“亲自组织古文讲习会，讲解《左传》《庄子》及汉魏唐宋古文。前往听讲者近百人”③，其在当时文化界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双簧信”刊出之后，引得“林琴南出头与《新青年》为难，先致书蔡孑民，在《公言报》公开攻击，不能取胜，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即指徐树铮，暗示用武力打倒狄莫(胡适)金心异(钱玄同)等，又在《妖梦》里说那些人都被神道吞吃了”[17]462-463。其中，《公言报》因着其深厚的安福系背景，在北京舆论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新申报》的经营者席子佩正是老《申报》曾经的老板，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林纾在这两份刊物上攻击《新青年》等于是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为这份正为销路发愁的刊物打出了免费的广告，而《新青年》也因此走出了这场停刊的危机。在此之后的一年内，“《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3]32仅在中国北部就“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④,并且，在杂志的广告栏内，开始出现了往期过刊的再版广告，甚至如汪原放所言，《新青年》杂志在“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3]32。可见，借由“双簧信”事件，《新青年》杂志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获得了读者的关注，进而彻底打开了市场，在这场思想与市场的博弈中获得了主动权。

在《新青年》办刊前期，经营者陈氏兄弟因着其卓越的办刊眼光和较为进步的思想，与主编陈独秀之间往往可以在市场与思想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建立的基础是群益书社的经济情况足以维持《新青年》刊物的运作，一旦群益书社在《新青年》杂志方面资金链出现了长时间的断裂，或是两者在办刊理念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合作也就无以为继了。时间到了192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作为当事人的汪原放将这次决裂的起源定位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涨价事件上，称：“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3]54。而陈独秀却“对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涨价事件只是一个引子，在他的眼中，“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⑤，陈独秀认为群益书社方面“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于共事”，并计划甩开群益书社方面独立“招股办一书局”。[19]90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所谓涨价事件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其真正的原因在于1920年前后思想日渐激进的陈独秀在办刊过程中多有过激的言论，刊物在《青年杂志》时期就已经定下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0]的方针在办刊过程中被逐步地打破，这个变动甚至引起了《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们的不满，胡适就曾经指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21]291，而对于群益书社方面，陈独秀将刊物政论化的行为也为其带来了很多的风险，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在广告方面与陈独秀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怕风潮”[22]93。陈独秀作为一个自然人，一旦出了事自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群益书社却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这点才是群益书社方面与陈独秀最终分裂的直接原因，为了一份不能为出版方带来大量额外收入的刊物去冒太大风险，这对职业出版商出身的陈氏兄弟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