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读者通信(5)_市场观察杂志社投稿

一、本刊要求作者有严谨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提倡互相尊重和自由讨论。凡采用他人学说，必须加注说明。二、不要超过10000字为宜，精粹的短篇，尤为欢迎。三、请作者将稿件（用WORD格式）发送到下面给出的征文信箱中。四、凡来稿请作者自留底稿，恕不退稿。五、为规范排版，请作者在上传修改稿时严格按以下要求： 1．论文要求有题名、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名称，省市邮编）等内容一份。 2．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按下列格式：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编号）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3．文章一般有引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正文部分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法，一般用两级。插图下方应注明图序和图名。表格应采用三线表，表格上方应注明表序和表名。 4．参考文献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其他相关注释可用脚注在当页标注。参考文献的著录应执行国家标准GB7714-87的规定，采用顺序编码制。

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读者通信(5)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除了可以使读者和编辑直接对话之外，《新青年》的读者“通信”一栏还给青年读者们创造了一个可以直接评价杂志中篇什的机会。通过来信，读者们可以直接就杂志中的具体文章进行商榷和褒贬，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陈独秀等编辑们可以进一步地了解青年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爱好；另一方面，则使得一些在文章中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拓展和讨论，使一些仍存在疑义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讨和解答。如在署名张永言的青年来信中，就对《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所刊登的《托尔斯泰之逃亡》这样一篇文章多有批评：“贵杂志第二号《托尔斯泰之逃亡》一篇，重返三四次读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托尔斯泰为世界有名之文人，则作斯篇者自非名家不敢动手，顾此篇则实晦塞冗闷，读之令人不欢，原文果亦如是乎？且斯篇之作，其主旨究何在耶？”[11]《托尔斯泰之逃亡》的译者署名“汝非”，实为国民革命名宿莫纪彭，谈及为杂志作文的原因，莫纪彭回忆道：此时的《青年杂志》为陈独秀以一己之力主办，“余知独秀国学造诣甚佳，能背诵整部《文选》，然对西学则所知有限，惟独秀极力务新，热心介绍西学，阅及余等主办之《民声》杂志，因来接洽”[29]，但是作为普通读者的张永言对其中来由并不知晓，而莫纪彭身为一个老牌革命家，文学并非其所长，其翻译文笔也确实略显死板，“汝非”这样一个名字对和20世纪最初几年的革命少有交集的青年学生而言也确实显得尤为陌生。以上种种原因使张永言对于汝非是否能够胜任对托尔斯泰的译介产生了怀疑，故在杂志上有了以上疑问，而陈独秀则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解答：“托尔斯泰为人，精神伟大，近世罕有。本志取其传中最后一篇者，以其笃行苦道，老而不衰也。托氏身为贵族，心在田间，弃家殉志，事远恒情，此其所以为托尔斯泰也”[30]。陈独秀没有就张永言的问题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巧妙地绕开了来信中所提到的文笔问题，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汝非文中所重点提及的托尔斯泰的思想问题上来，这样，一方面化解了张永言信中较为尖锐的问题，同时也告诉青年人们了阅读杂志的方法，即要注重思想，不要太在意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出，对早期《新青年》而言，其重思想的特质与先前许多杂志重文笔、重辞藻的特点是有所区别的，⑤对一些读者而言，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适应的，“读者通信”一栏在此时就成为读者和编辑之间互相适应、互相调整的一个重要平台：《新青年》的编者们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对于读者的要求进行了考虑并在编辑方面做出一定的调适，而读者们也在与编者之间的对话中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思想为中心的阅读方式。这样一来，《新青年》的销路被不断打开，其所要传播的新思想也在青年群体中散布的越来越广。

除此之外，《新青年》读者“通信”栏的开办还为不同地域的读者之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地域之间的青年们相互沟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仅是青年，就连陈独秀和吴虞这种曾经有过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经历的“同志”，相互之间也是所知甚少。[31]按道理说，在革命的共同旗帜下，空气互通，应是多有耳闻，但是由于交通与信息的闭塞，身处内陆的吴虞多年来竟然对陈独秀等人一无所知，当时信息之阻碍，交通之闭塞，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思想界的名宿老将尚且如此，青年学生们之间的交通更是不在话下了。

此时《新青年》所开设的读者“通信”一栏，则为青年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互通思想的空间，青年们可以与曾经刊登于此栏的读者直接来信对话，互通思想上的有无。如《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中曾刊登一位署名“陈蓬心”的读者的来信，就是针对在两期之前舒新城的另一封来信发声的。舒新城的来信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陈独秀足够的重视，作为编辑的陈独秀只是用“热忱高见，钦佩良深”[32]这样的套话回应了舒新城，但是，这一来信却在刊出两期之后得到了陈蓬心的回应，这封来信中，显然对之前陈独秀回复舒新城的文字意犹未尽，在响应舒新城建议的同时，陈蓬心还意在激起陈独秀等人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33]陈蓬心的来信无疑是成功的，之前对于社会服务问题并无太大兴趣的陈独秀在两位青年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注下，也逐渐地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关注，从他回复陈蓬心的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要比答复舒新城的时候认真和深入得多。[34]借由《新青年》读者“通信”一栏，舒新城与陈蓬心两人之间的对话将陈独秀也席卷了进来，形成了一个读者与读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往系统，将一个原先只属于舒新城个人的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一个具有明显“公共领域”[35]54性质的存在，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推向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使问题不断深化；同时，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对话也可以使有着相同或相似社会经历的青年人互相激励对方，形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